《新中国文艺丛刊》
老作家李辉英先生的书话集《三言两语》中，收有《从翻版书上看到的》一文，谈到上世纪70年代初，在香港的市面上买到一册当地翻印的《新中国文艺丛刊》第一辑，上面刊有他的短篇小说《某校记事》。看到这篇旧作，不免生出一点感慨：“我的不惜花上港币三十五
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原来在上海参加救亡运动的文艺工作者有的退到内地，有的辗转去了抗日根据地，仍留在沪上的则利用英法租界的特殊地理环境，坚持着抗日爱国的文学活动。《新中国文艺丛刊》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出现的一份刊物，它不叫期刊而称丛刊，主要是为逃避登记和检查带来的麻烦。丛刊的编辑者注明“新中国文艺社”，实际上是由陈望道挂名主编，戴平万负责具体工作，共出版4辑，32开本报纸本印。刘增人等纂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2005年11月新华出版社出版）著录为24开本，不确。
《新中国文艺丛刊》的每辑，还另有一个刊名。第一辑名《钟》，1939年5月1日出版，书名取自梅益翻译的高尔基的一篇散文。创刊号上没有发刊词，书末“编者的话”中“愿读者们一同来教育他，抚养他，把它养成一个为民族为国家而战斗的健儿”的呼吁，恐怕说明了其办刊宗旨。这个刊物的规模较大，设有短论、小说、报告、通讯、散文、诗歌、论著、杂文、书评、木刻等栏目。老作家源新（郑振铎）的《通俗文学的写作》，巴人（王任叔）的《关于女兵》，蒋天佐的《什么是抗战文艺》，都是充满时代气息、反映现实迅速的作品。林淡秋翻译的英国人勃脱兰所写的《在晋北前线》更是一篇内容丰富的报告文学，让我们了解到军民合作歼灭日军的一些具体而又生动的情节。叶舟翻译的英国霍尔夫人的诗歌《新中国进行曲》，对中国人民反抗强暴侵略进行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寄予了深切同情和由衷礼赞。创刊号上有六篇小说，李辉英忘记的那篇《某校记事》排在第一位，写了身在沦陷区的学生精神上所遭受的沉重痛楚。林淡秋的《吴文奎》，写了一位不满社会腐朽、向往社会变革的小知识分子，过高看重自己，幻想多，实践少，终于一事无成。散文创作中，有景宋（许广平）的《街头小景》，柯灵的《窗下》，另外王统照（韦佩）、赵景深（邹啸）、金性尧（文载道）、周木斋（辨微）、周黎庵（吉力）等人也有作品刊载。作者阵容赫赫，引人注目。
丛刊的第二辑名《高尔基与中国》，出版于1939年8月，为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编者崇敬高尔基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收入的全是高尔基的翻译作品，当然也有出于斗争策略上考虑的需要。译者有姜椿芳（什之）、邱韵铎（黄峰）、戴平万（岳昭）、林淡秋（应服群）、满涛、蒋天佐、适夷、史笃、罗稷南等名家。
1939年10月出版了丛刊的第三辑《鲁迅纪念特辑》，因与鲁迅逝世三周年的纪念日相近，编者约到七篇纪念性的文章，表示“此时此地的我们对于鲁迅先生的崇敬”。虽仅七篇，分量却不轻，景宋写了《鲁迅的日常生活》，由于身份特殊，文中披露了许多外人无法获得的独家资料，对了解鲁迅的性格、思想和嗜好有着重要作用。她多从人们忽略的细微之处入手，比如写鲁迅爱吸烟：“每天吸烟总在五十支左右。工作越忙，越是手不停烟，这时候一半吸掉，一半是烧掉的”，“他用的烟是廉价品，遇到朋友送些好的，也不肯独用，一定分送些给别人，共同欣赏。黑猫牌的香烟他最爱好，可惜价钱贵，难得买来吸。还有一种似香烟粗细，用烟叶卷成的廉价品，吸起来似雪茄烟气味，他也爱好，但气息不好，我不欢喜，他也就不买了。偶然也吸雪茄烟，似乎并不很爱。烟灰缸却一定要深而且大，放些水，省的随风乱飞。烟嘴是在上海才经常用的，人又节省，总是吸到再不能拿，烧手了，这样才弃掉。如果那些捡烟头的遇到他，一定没有好感，因为那一部分已经给烟油弄潮湿，不好再用了”。巴人的《鲁迅的创作方法》，是一篇系统研究鲁迅创作方法的论文，从作品的产生过程、典型的创造、环境描写、关于文字技巧四个方面对鲁迅的作品进行了艺术分析，时见闪烁出智慧的火花。《鲁迅与尼采》一文相当深入地探讨了鲁迅与尼采的关系，凸现出思想的活跃和放言无忌。作者洛蚀文（王元化）当时还是一位20岁左右的青年，编者对他赞赏有加：“他以这样的年龄，而能有这么严正的精神来治学，真是可敬。”这辑还收有锡金（蒋锡金）、白鹤的文章及容纳等集体改编的《长明灯》，特别是后一篇，编者“后记”中的提示也是一则有价值的史料：“特为纪念而把鲁迅先生的作品《长明灯》改编的剧本，是几位爱好戏剧的青年的集体创作，听说已于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的纪念日，十月十九日，在某大戏院演出了。剧本并不十分完好，但他们的努力，自编、自导、自演的精神，可值得嘉许”。
丛刊的第四辑1940年2月出版，名为《鹰》，取自书中满涛翻译的高尔基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暴露出沙皇时代官僚专横的丑态，也写了被压迫下农民群众的痛苦和愤懑。这辑还有锡金（蒋锡金）的《荷花》、江天的《在海滨》两篇散文，但更多的是小说创作，有8篇之多，看成是一册小说专号也不为过。
《新中国文艺丛刊》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为刚刚步入文苑的青年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机会。尽管这些作品诚如编者所言“描写尚嫌不够精炼，好像被过多的题材所困住”，然而他们不乏热情的火花，闪烁着青春华彩，对“所描写的题材，非常熟识，能够真切动人”，所以“只要稍有可观，即予以发表的机会，（我们）并没有贵族人家那么高的门槛”。束纫秋用“越薪”的笔名在这里发表了揭露上海金融界黑暗的小说《投机家》。他长期做银行职员，熟悉内情，这篇小说也成为他的代表作，后来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的中篇小说卷。田青发表的《陆默》，“以清新简练的文笔，描画出一个有为的现代青年的姿态（编者语）”。木圭（武桂芳）的《围巾》，以一条围巾做纽带，揭示出抵抗日货的主旨。此外，司徒宗（孔令杰）和阳光也有作品登载。恶劣的政治环境，没能阻止文艺新兵的涌现，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编者的发现并提携，为他们步入文坛恐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文艺丛刊》的刊龄不长，如今已成为上海“孤岛”文学的一份重要史料，我保存的这套是几年间陆续配齐的。其中《钟》、《高尔基与中国》、《鹰》来得比较容易，那册《鲁迅纪念特辑》长时期未能得到。据我多年的购刊经验，差的越少越难配齐，这事始终就在心头挂上了一笔，直到近日才从潘家园冷摊巧遇。但是刊名已有变化，改为《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他》，1941年10月由重庆生活书店再版，土纸本印。其“再版后记”有云：“本书原名《鲁迅纪念特辑》，现抽出其中《陆默》（田青）《春天》（严文井）《徘徊》（司徒宗）《堕胎》（许幸之）《亭子间》（魏金枝）《灯》（应服群）《纪念一个过难的人》（石灵）《忆》（钟望阳）等八篇，改为现名出版。”这个再版本显然不如初版本，不光内容有删节，装帧也不统一，纸张各异，放在一起总不大好看，不过我寻觅了几年才得到，聊胜于无，不敢太挑剔了。
《春明画报》
上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摄影术、印刷业在中国的发展，摄影图片得到普遍采用，于是掀起一股“画报热”，各种名目的画报、画刊纷纷亮相，成为当时报业的一种时尚。以北京地区来说，《京报》出版有《图画周刊》，《晨报》有《星期画报》，《世界日报》有《世界画报》。由于画报、画刊图文并茂，颇受读者欢迎，盛极一时。
《春明画报》是作为《成报》的星期画刊出版的，创刊于1929年4月3日，每周一期，逢星期日出版，直接订阅《成报》者，随报赠送，若零售，每期大洋四分。它以8开4版的幅面铜版纸单色印，连续刊行到1930年3月30日，共出版21期。虽说刊龄不长，期数不多，因是单张散页的画报，不易保存，如今收集齐全更非易事。据1961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载，仅知北京图书馆有存，但不全，为10-21期。寒斋有幸收藏的是全份的《春明画报》。
这是记载旧时北京习俗风尚、市井坊巷、民生日用的一种画报。“春明”是北京的代称，典出自于唐朝都城长安东面正中的城门叫“春明门”，后多用“春明”代替帝都。明末清初人孙承泽的《春明梦馀录》，写的即是当时帝都北京的人物、情景。辛亥革命后，在旧派文人中仍沿袭这一称谓，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写的也是当时发生在北京的故事。
《春明画报》的四个版，在第一版的报头下，每期刊登一幅人物肖像，以名媛闺秀、电影明星、学校高材生、交际花为主，该版还连续刊载了凌霄、一士兄弟的随笔和李小石所著的《中国艺术家征略》。二、三两版以文化古迹、风俗掌故、山川名胜、金石书画为主，比如刊发了樊樊山、黄秋岳的手迹，梅兰芳的明信片，陈师曾、陈半丁、王梦白、齐白石等名家的绘画作品，还有新文学作家田汉与夫人黄大琳的合影、与《苏州夜话》主角唐叔明女士的合影。但最应珍视的是“春明社会”专栏和《春明杂记》一组文字。画报的第四版是小说连载和广告，曾连载过署名“觉厂”的《红姑娘的日记》和署名“蛩庐”的《鲽海波》，广告则是各大戏园上演的戏目，也是一笔有价值的戏剧史料。
《春明画报》的“春明社会”专栏，每期刊登一幅反映市井生活的照片，照片下附以短文予以说明。其中有《耍花缸》、《傀儡戏》、《驮煤驼》、《钉掌》、《驴市》、《卖佛花》、《唱话匣子的》等。如今离那个时代毕竟远了，历史在剧烈地变化着，随着时间推移，它所反映的世俗民情不必说年轻的读者，即便我这样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北京人，也感到陌生。比如《书春》是旧时常见的一种风习，过去每年到了岁末，首先出现街头的年景，便是书春摊，俗称“对子摊”。它大都在商号、铺面的前面，寻一块不妨碍交通的地点，用红纸写上“书春”。书春摊上设个小供桌，供桌上铺着红毡，摆放着笔架、笔筒、小铁铛、小樟木箱等器物。笔筒内备有大小毛笔若干，小铁铛用来盛墨汁，下面还有个小火炉儿，烧两块小炭，免得墨汁结冰。樟木箱则用来存纸及放写好的那些春联。春联的内容无外乎是些“出门见喜”、“日进斗金”等吉祥语言。旧京文人张醉丐曾专门写过一首咏春联摊的打油诗，诗曰：“招贴街头翰墨缘，红笺写得好春联。文人到底闲情甚，借纸学书不出钱。”诗写得风趣，也很口语化，随着社会的变迁，往昔这种妇孺皆知的景致，今天见不到了。在“春明社会”中，难能可贵的是它还刊发了不少下层百姓生活的照片，像《瓦匠》、《卖炭者》、《卖烧饼麻花》、《电灯匠》、《人力车》等，为记录下层百姓生活，提供了形象的资料。比如搬家吧，如今可以找搬家公司，用汽车运输，方便得很。过去就没这么简单了，那时汽车又少，干这种营生的叫“顶力”，俗称“扛肩的”，陈师曾《北京风俗图》中曾以传神的妙笔描绘过。这里《扛肩的》一幅照片更是如实地记录，而他们所付出的艰辛也是后人难以想象的：一个人窝着脖子，低着头，用一块长木板，垫在肩上，顶着来搬运家具。据老辈人讲，这种行业，又称“窝脖儿”，干久了，脖上会长一个大包，留下残疾，有的人还被压成驼背，甚至不少人患上了肺病。像这样把镜头聚焦于社会底层生活、连续报道民间疾苦，在当时出版的画报中还不多见。因此这些旧京的风俗图，无论从民俗学上，还是就社会意义上来说，都是十分有价值的。
《春明画报》中的文字，以登载的掌故随笔最为出色。旧京文苑中，多有通掌故之学者，像大家熟知的徐凌霄、徐一士昆仲及瞿兑之等，而傅芸子也是取得了突出成绩的一位，只是他的这些文字今天已远疏于人们视野，快被遗忘了。
傅芸子（1902-1948），满族，北京人，原名宝珍，字韫之，别号餐英。幼时家贫，刻苦自学，早年在“燕京华文学校”图书馆任职，又为《京报》记者，主编过《北京画报》和《南金》等刊物。他交游极广，与梅兰芳、余叔岩、齐如山等组织成立了“北平国剧学会”。1932年起，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执教，期间撰就《正仓院考古记》和《白川集》。40年代初回国后，他执教于北京大学文学院。抗战胜利后，编过北平《新生报》副刊《故都文物》和《华北日报》副刊《俗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重新出版了《正仓院考古记》和《白川集》，合为一册。陈子善作的序中，讲到傅氏还有《旧京闲话》、《春明鳞爪录》等谈旧京风俗人物掌故的作品行世。我为此当面请教过陈教授，他说是查考相关资料，未见原书。我也是多年寻访而未见，抑或当年没能出版也未可知。当然，傅芸子确实写过许多这样的文字，如《旧京闲话》曾在《北京画报》连载，另一组《旧都名伶家庭生活写真》，也是连载于《北京画报》，共记载了余叔岩、王少卿、荀慧生等三十多位名伶的生平事迹，并配有名伶的生活照。此外，《中和》、《艺文杂志》、《新生报》、《华北日报》等报刊上也有他谈旧京风俗的掌故小品，可惜的是它们至今仍散佚于旧时的报刊当中，未见有人搜集整理。
《春明画报》上连载了傅芸子的两组文字，一组是《北京戏园写真》，共七篇，叙戏园的沿革衍变，图文并茂，文献价值很高。另一组《春明杂记》，得文20篇，更应引起重视。傅氏博识旧京名物掌故，喜治京师历史方舆之学，对于京师近代以来的风土人情、街巷变迁、人物景色稔熟，或叙一事，或述一人，或状一物，皆能如数家珍，涉笔成趣。而文章的篇幅一般都不长，文笔又佳，远较史书记载的活泼与生动。这样的文字貌似容易，实则非博览群书不能至，是大手笔写小文章。陈寅恪在评价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时有言：“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作中，实称上品。”窃以为这样的断语用在傅芸子身上，也洵非过誉，他的这些谈风土民俗的小品当是民国时期最好的掌故记述之一。兹录《春明杂记・十一》一节，以证所言不虚：
北平朔风甚厉，寒冻之后，水泽腹坚，于是护城河、十刹海等处，皆有冰床。冰床俗呼为拖床，即今之凌床也。（江邻几杂志：雄霸沿边塘泊，冬月载蒲苇，悉用凌床。又沈存中笔谈：信安沧京之间，挽车者衣苇裤，冬月作小床，冰上拽制，谓之凌床。）今制形亦如床，长约五尺，宽约三尺，底有铁条，取其滑而利行。一人拖之，其行甚速，每雪晴日暖之际，如行玉壶中，洵岁寒中之一快事也。倚晴阁杂抄云：“明时积水潭曾有好事者，联十余床，携?篮酒具，铺氍毹其上，轰饮冰凌中”。豪情快举，致足乐也。惜此风不传，令人向往系之。清时西苑门内，亦有冰床，盖为王大臣设也。床甚华美，上有盖如车篷，可避风雪。驶行太液池中，不啻置身小瀛昼夜。读乾隆腊月坐拖床渡太液池志兴诗云：“破腊风光日之新，曲池凝玉净无尘。不知待渡霜华冷，暖坐冰床过玉津。”可见此种冰床之风趣也。近年三海开放为公园，每届冬令，亦有人在太液池设冰床载客，虽无往昔之设备，然坐床驶行，足乐也。
我保存的这套《春明画报》是几年前从隆福寺旧书店落满灰尘的书堆中翻拣出来的，费银50元。之前，吾友谢其章来过此店，得旧画报十余册满载而归。谢兄藏量甚丰，眼界又高，何等精明，只是百密终有一疏，漏掉了这套《春明画报》，倒给我提供了一次在他面前借此炫耀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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